110年前的9月21日，一架飞机在美国哥林达市起飞，飞行了近800米以后缓缓降落在草坪上。

当日，旧金山地区的报纸上出现这么一条新闻：

报道标题是：《在航空领域中国人超过了白人》

这架飞机名为“冯如2号”，制造者和驾驶者是来自中国广东的青年——冯如。飞机从设计到试航成功，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制造并驾驶飞机。冯如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正在遭受西方列强奴役的中国人民，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孙中山先生看到冯如的成功表演时，感叹道：“中国大有人才呀！”

冯如因此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我国航空业自此绵延不绝，涌现了无数的智慧国士，譬如……     

徐舜寿

在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大楼前，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青铜像，他就是中国早期飞机设计事业的杰出组织者，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设计师。

生于浙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徐舜寿从小就显示出强烈的理工天赋。解放前，徐舜寿在四川南川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

1949年春，制造厂要迁往台湾，徐舜寿带着妻子和三个月的女儿以及有关技术资料，历尽艰险突破封锁线，到达解放区，自此开始为祖国航空事业奋斗的生涯。

1958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要成员在歼教1飞机前合影

一支笔、一把尺、一个暖壶、一把柴刀……1956年，代表着当时中国飞机设计最高水平的队伍，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了。 在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徐舜寿还组织和领导和初教6的总体设计和强5攻击机的方案性设计，开展了自行研制轰6轰炸机和运7民用飞机等多项重大工程。 

陆孝彭 

1949年夏季，正在海外航空公司工作的陆孝彭放弃优厚待遇、摆脱特务盯梢，历经千难万险，从美国回到祖国。进入天津港、看到祖国陆地的时刻，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解放后，陆孝彭担任强5强击机的设计工作。但强5设计全面铺开之时，正赶上“大跃进”，陆孝彭力陈不尊重科学的危害性，提出了全面返工。 400多个日日夜夜，最后重新发出全套生产技术图纸2万多份，完成了强击机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过程。强5试制胜利在望，遇到国民经济大调整，陆孝彭的“万言书”拉住了即将下马的强5，厂里最后决定由剩下的14人组成试制小组。 14人，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超声速强击机试制车间的全部班底，在世界航空工业领域里也是极其罕见的。1965年6月4日，强5原型机首飞成功。1966年，叶剑英元帅观看完飞机表演，激动地握住陆孝彭的手说：“谢谢你！” 

陈一坚

7岁那年，陈一坚亲身经历了日本“零”式飞机对家乡的疯狂轰炸，自此，他决心要做个飞机设计师。 1964年，陈一坚担任徐舜寿的助手，自此开始研究当时我国飞机设计中的“拦路虎”——飞机疲劳破坏问题。

改革开放前，中国航空工业长期按苏联的一套技术规范、管理模式研制飞机，手里也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落后的资料。当陈一坚和他的同事踏出国门，看到一柜子美国先进的设计规范，他们明白了质和量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陈一坚决定要走出中国自己的航空之路，他编著了我国第一本飞机疲劳试验大纲、《疲劳手册》、《微观断裂力学》等著作，结束了我国参照外国疲劳通用载荷谱的历史。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听取陈一坚关于“飞豹”的汇报。

在“飞豹”的设计中，陈一坚首提引进全球先进的设计规范，将整机创新设计提高到35%，自此翻开了我国航空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宋文骢

出生在云南的宋文骢，直到老年还依然记得日军轰炸机盘旋在头顶的恐惧感，和很多青年一样，他开始寻求报效祖国与人民、施展抱负的机会。 1950年，他进入空军二航校学习，成为一名飞机机械师，自此开启“开挂”的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宋文骢提出了全新的鸭式布局，用两次精彩的报告推动了歼10的定型方案，并且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航电系统研究室，突破了三代机内部系统最关键的技术难关。

“有人一拍脑袋说我们的飞机和别人比差距是20年、30年，我看40年也不止。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追，只能干。再不追，再不干，人家也不会来同情你、施舍你……”自省、不服输的宋文骢这样回忆“十号工程”。

十年一剑，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无数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宋文骢宣布：“从此之后我的生日就是3月23日了！” 

顾诵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顾诵芬还清晰记得那天的情景：“日本飞机排得很整齐地往西边飞去，接着就是炸弹的响声。没有航空的话，咱么国家未来还得受人欺负。”1940年，10岁的顾诵芬收到来自叔叔的一份礼物——一架木质飞机航模，自此，他就沉浸在了飞机的世界中。 青年顾诵芬如愿成为了一名飞机设计师，在参与设计制造了歼教1等喷气式飞机后，他担任起了歼8系列总设计师。

为了找出歼8在跨声速飞行试验中存在的抖振问题，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说服领导、瞒着家人，乘飞机三上云霄，在万米高空带着望远镜、照相机拍摄飞机的动态，记录毛线条的流动情况。找到问题症结之后，终于成功解决了抖振问题，歼8正式定型。 之后，顾诵芬还力主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促成了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 

李天

作为曾参与与负责了歼8和歼11的气动设计的工作人员，在研究成果已经飞上天空的时刻，李天内心却感受到了更大的差距和责任感。他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理论基础和技术预研上。 自此，他开始牵头我国战机隐身技术的研究，当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在李天的办公室，资料堆满了整个房间，光飞机隐身气动布局的模型和方案就有二十多种。

这是我国最早建设的高速风洞，从50后到90后，李天带领了几代人在这里摸爬滚打，自己也不知道多少次在这个只有0.6米宽的洞口钻进钻出。

他研究并设计了新一代综合高性能布局方案，创造性地解决了启动与隐身在布局设计中的技术难点，为我国新一代飞机研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飞机是个系统工程，每架飞机的背后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多年的工作。功成不必在我，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做了国家需要我做的，我做了我个人想做的。”——李天

杨伟

个人际遇与时代风潮的相遇，在杨伟身上获得了完美的结合。 2016年11月1日早晨，两架歼20突然出现在第十一届珠海航展上空，首次露面，惊艳世界。歼20总设计师杨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978年，即将15岁的中学生杨伟因为中考成绩出众，获得了破格参加高考的机会，顺利进入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成为那一届最小的学生。

最为人所知的那句：“拜拜啦，我要去上大学了！”

毕业后，他成为了宋文骢的助手，从我国第一型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到新一代外贸机枭龙战机，从歼10的系列改进型到我国第四代战斗机歼20飞机，杨伟先后担任歼20等7型战斗机总设计师，被称为“开挂的总师”。

杨伟写给歼20的信。

对于尚在壮年的杨伟来说，歼20或许只是他航空生涯中的一个顿号，更大的成就还在后面。

唐长红

在杨伟主持研发歼20的同时，他的同学也没闲着。 唐长红，杨伟的同班同学，作为新型“飞豹”歼轰7A和大型运输机运20的总设计师，也始终奋战在航空科研制造的第一线。

唐长红在运20研制现场

“胖妞”是他最“年轻”的孩子——五年首飞、八年交付，运20的研制历程创造了中国制造的中国速度，用加速度走出了一条我国自主创新研发大飞机的成功之路。

这条路唐长红心知肚明：“一型飞机的研制往往要经过多年的储备和研制，在这个过程中，小伙子变成了小老头，大姑娘也变成了大妈。”但也对此，他也甘之如饴。

哦对了，他也很喜欢“胖妞”这个称呼：“在大飞机设计上，把机体做宽做大是有技术难度的，我的团队能把我国第一款大型运输机做‘胖’，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其实，一型飞机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它要有一个锻炼的机会，它要有个磨难的过程，一个真正融入用户的过程，我想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自豪与压力都是共存的。” 

孙聪 

2012年11月23日，歼15首次实现在航母上起飞和着陆，孙聪激动地抱住飞行员戴明盟。空气很冷，但气氛很热。

这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的航母。

舰载机上舰，之前中国没人见过，一切从零开始。在多次研判之下，终于掌握了舰载战斗机着舰飞行的关键技术，同时率先采用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等创新管理制造系统，为之后的飞行器设计制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蓝海的第一次相遇，只是一个开始：

“歼15飞机在辽宁舰的起飞，只是我们成功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开始，我们通过这一飞掌握了它的关键技术，应该说在今后按照国家的需要，我们会成体系地研制我们的武器装备，筑就我们的航空梦，使我们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孙聪

今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前夕，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再次指出：“一定要把我国制造业搞上去”，要“靠创新驱动来实现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在产业链上不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110年来，数以千万的中国航空人，即便曾经历艰难困苦、冷眼不屑，依旧初心不改、如磐石般坚定自主，志在以自主研发的中国飞机，守护覆盖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300万平方公里领海的天空。

这其中涌现的无双国士何止本文所列数位，在中国航空110周年之际，向你们致意！

来源：飞机E族，原载地址：http://www.feijizu.com/news/20190920/199856.html欢迎分享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