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由民航资源网主办的2020年民航趋势论坛在河南郑州开幕，主题为“在豫信凯信局正常疫情下突破和打造中国民航竞争力。” 本次论坛旨在探讨疫情对航空行业的中长期影响，思考行业格局的战略调整和发展趋势。 中国民航干部管理学院教授邹建军以“重塑增长：后流行病时代中国民航产业发展路径”为主题发表讲话“。 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突然的covid-19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节奏，无论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还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结构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当然包括我们的生活。 在如此广泛和持久的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影响下，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各国、各区域乃至全世界作出积极反应，重新考虑未来的增长。 在后流行病时代，中国民航产业将走向何方，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无疑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也是未来布局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从宏观发展形势来看，我们正处于百年形势与疫情危机叠加的时间窗口，外部挑战前所未有。德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工业4.0战略，宣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正进入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工业转型的时代，即智能化时代。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几乎每一次技术更新的迭代都带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导致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演变。 进而推动综合交通系统发生深层次的变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不例外，但它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其特点是 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是技术创新与技术封锁同步，弯道超车与国际领先同步，传统的人口红利成本优势正在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失去重要性。 这将不可避免地触发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奉行“地方优先”政策，造成一定范围的贸易摩擦和反全球化现象。 此外，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环境不可避免地遇到“增长方式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贸易摩擦频繁，地缘政治多变”等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相关产业政策也面临“需求多变，生产智能，供应链安全”等多重选择，给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带来新的挑战。

其次，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民航业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我国民航发展环境经历了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增长速度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等新战略和新政策带来的诸多挑战和机遇。 一方面，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民航取得了阶段性的质量变化，动态变化和效率变化，航空安全和服务质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就，但也呈现出快速向中速发展的趋势。 另一方面，面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新战略要求，我国民航业仍面临许多挑战，如如何有效处理安全、质量和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国民航发展的核心。 在后流行病时代，中国民航将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在“推动经济体制优化升级，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等战略举措的推动下，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和国际循环为主体，国内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带来“发展模式转变”等诸多新的战略要求，民航市场结构调整与产品服务创新。 这意味着在后疫区时代，我国民航业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变革和创新将是我国民航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最后，从产业发展的需求来看，从航空制造到运输服务，我国民航业仍有快速发展的基础。 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14亿，人均GDP超过10000$，城镇化率达到常住人口的60.6%，在“先进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了“使城乡居民总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达到新水平，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目标。届时，中国将“达到人均GDP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根据这一目标，我国民用飞机制造业将达到较高水平，我国民用航空运输服务仍有长期良好的市场基础，与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旅行次数水平相比，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民用航空至少需要1.2次人均旅行次数。

因此，在后流行病时代，中国民航 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在疫情期间，除了内地庞大的市场外，中国民航之所以能表现出更大的发展弹性，是因为整个行业采取了创新的“自助”战略，类似于“随心飞行”产品，极大地刺激了潜在的市场需求，也带来了明显的市场价格下降，当航班量与票价的“剪刀差”消失时，恐怕不仅只能依靠疫情的消失，而且要求整个行业实现全方位的变革，优化业务结构，降低服务成本，激发巨大的潜在市场，提高利润水平，是构建以国内国际双周期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周期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这意味着，当行业关键发展资源供给遇到“天花板”时，如何“扩大有效供给，增强能够充分满足潜在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全面深化民航改革的关键。

换句话说，重塑增长需要创新和整合的突破。 即在创新生产方式，融合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实现政策调控和社会治理的突破，从而有效提升民航业全要素生产率，统筹协调“安全与发展”关系。 例如，在“科学把握标准”问题上，应准确界定操作标准、安全底线、绩效标准及其关系，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为“绩效标准高于操作标准，底线标准高于绩效标准”的良性发展状态。” 例如，应协调“国家航空网络建设”、“正常目标总量控制政策”与“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强时间协调的精细化管理，特别是进一步优化“安全质量 量监管绩效——企业保障资源投资——行业资源配置的逻辑关系。 当然，也有民航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以及旨在提高空中交通管理和运营服务效率的空中交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实现所有这些创新，融合和突破的最佳途径是把握“智能时代的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智能民航建设，以数字转型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至少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数字化：一是数字化政府，不是单纯提高办公效率，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塑造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全面，系统，协调地深刻变革政府治理，其核心目标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行业治理效率“。 一个数字运营系统，包括航空公司，OTA和机场，以及针对乘客，货物和飞机的整个服务链，要求整个航空生态系统“注重用户体验，改造和重塑服务价值和商业模式，设计和交付新产品和服务“。第三，数字空中交通管制，是民航系统实施“整体国家安全理念”的重要内容，包括“设备国产化，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智能空中交通管制建设”等。 其核心是提高空管运行服务的安全性和效率。 第四，数字安全系统，包括数字技术的基本应用和智能服务标准的推广，其核心目标是“提高系统的通用性、兼容性和对接，促进整个行业的公平竞争和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

早在2017年，中国民航就响应党的十九大的号召，提出了智能民航建设的理念。 三年来，智能机场，智能空管，智能 一系列技术和理念的改革和应用，为我国民航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成功走出“流行病危机”的中国民航，必然会走上“数字快轨”，开启建设新民航强国的时代。

来源：飞机E族，原载地址：http://www.feijizu.com/news/20201118/1111674.html欢迎分享本文！